• 2009-10-03

    保卫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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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自己和当代艺术有些许干系,那极可能你的Facebook里面有一张大众脸──一位名叫Jeffrey du Vallier d'Aragon Aranita的神秘人物。Aranita是香港MoCA(现代艺术馆)的创建人,曾四处游说贩卖他宏伟的现代艺术馆连锁店的理念。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在其网络自述里称自己是由萨满巫师抚养的孤儿,在日本出家修禅,在海地捕鱼谋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成为记者赴拉美报道毒品交易,辗转之后又成了写实主义画家……


    最近,《艺术新闻报》刊登了一则令人瞠目的消息。这位身世传奇的Aranita先生抛下了尚在襁褓中的香港MoCA,躲去了夏威夷,留下两百多万港元的债务、员工工资。香港MoCA,占地近七百平米,坐落于香港铜锣湾一大型购物中心二楼,去年10月开幕,没过多久又将面临夭折的命运。而负债逃逸的创始人却被爆出在在马德里、莫斯科、巴黎以及日本、以色列、约旦、尼泊尔国内的城市中渡假的消息。


    无疑,香港MoCA事件让人愈发难以理解今天的美术馆。如果说从古根海姆、泰特、新MoMA、新美术馆开始,西方的美术馆逐渐转型成了城市品牌营造的建筑地标的话,那么艺术经济小地震后美术馆又是什么角色呢?


    自开春以来包括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在内的多个知名美术馆都相继宣布了新一轮的裁员或者减薪以及缩减预算的方案,以期太平渡过萧条期。据消息称,大都会博物馆将缩减去近一成工作人员,而古根海姆则会砍掉各部门内总计25个职位。银两的短缺导致美术馆人员空缺,不少重要艺术机构无力供养足够的策展人,展荒也许不久就会伴随着资金的萎缩而来。终日忙于化缘、求雨的馆长们需要重新权衡美术馆的收藏和教育功能。美国不少美术馆为了不让观众流失想出了五花八门的招数:在美术馆里搞跳舞派对、开英文学堂,甚至还有教授瑜伽课程、肚皮舞示范表演等──实在让人感叹“策展”的外延之广,早已越过了时下艺术于与时尚/建筑之间的暧昧跨界。


    新世纪以来“大展览”高歌猛进,成了艺术机构传染病症之一。08年底险些打烊关门的洛杉矶当代艺术馆(LA MOCA)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该美术馆在资产大幅度缩水后只得拆东墙补西墙,用收藏、教育的专款救急日常运行。最后幸好得到收藏家Eli Broad出资,救MOCA走出难关。不少愁眉不展的美术馆们由此开始了转型之路。本地的故事听来也同病相怜。传闻某美术馆作了一个南亚艺术展,开幕之时有风声传来,展览作品全都沽价待售,所有话题都聚焦在当地艺术盘升的价格上。而近期同城另一个老牌美术馆的某欧洲大师展亦是一个不露身色的展销会。是不是艺术世界进入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年代?一些艺术博览会忙不迭玩学术牌异装成了“单年展”,少数美术馆又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妆扮成“非盈利”画廊。而一厢可怜的画廊老板们,只好越俎代庖,打开自己荷包,扮演起了艺术教育者和推广者的“学术”角色,但又怯生生地不敢大声吐出“市场”二字。


    一直以来,天真的文艺爱好者们都向往能像电影电视里一样过着精神富足、浪漫的生活,能够在美术馆里徜徉,或牵手约会,或给自己同行的朋友或孩子展示文艺最动人的一面。 但在每天都有人叫嚣要开一个美术馆,“美术馆”露出尾巴变成“销品茂”,不再考虑给你展示真正的艺术,不懂如何解释美、教导美,而伟大的美术馆又举步维艰的时候,亲爱的读者们该怎么打发时光和文艺的热情呢?

     

    (MU200910)

     

     

     

     

  • 2009-08-31

    艺术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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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访过京城某著名美术学院的人也许都对街边一块广告牌记忆犹新──豆大的字写着:艺术改变人生。听着真有几分金玉良言的意思。如果前几年说“学英语改变人生”是真理,那么最近从艺可能也会带来人生的转折,至少,报章上说艺术可以改变你的荷包。


    不久前,作为全球艺术首都的纽约又捣鼓起了一场特殊的选秀活动。上百名文艺青年排成长龙,等候在西村的白柱子画廊(White Columns)门口,形如朝圣一般。这等景象引得《纽约时报》的记者也开赴现场一观奇景。就如同音乐行业的《美国偶像》、时装业的《Project Runway》,这次心有不甘的艺术界也把真人秀拉进了白盒子空间里。据称,这档由Sarah Jessica Parker制作的选秀节目旨在挖掘艺术行业的新人。在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纽约等地海选之后将有13名选手从成百上千脱颖因而出,争夺一个画廊展览的机会、奖金以及一场巡回全美的美术馆展览。咋一听来真是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难怪周六8点多就早有近200人伺候在画廊门后了。


    不妨再回忆一下3年前的纽约。当时画廊界大鳄Jeffery Deitch也协办了一台艺术选秀节目,名字很直白就叫“艺术之星”。“在70年代我刚踏入艺术圈的时候,没有一个自重自爱的艺术家会排队来争着上电视的。”Deitch回忆道。唐人街、苏荷区的居民一定还记得当日近300名指望能赶上安迪·沃霍尔所谓的“15分钟声名”的艺术爱好者们将伍斯特和格林尼街挤的水泄不通。他们或奇装异服,或手持各类作品,从绘画、装置、雕塑、摄影到电脑媒介、行为艺术,应有尽有──不明真相的人或许还以为这是一个游行中的美术馆!当时的冠军的奖品只是一场在Deitch画廊的个人展览,显然不如今天的选秀活动来得报酬丰厚。但对于终年没有进入行业的钥匙却又幻想成为明日的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的有志青年们来说,得到一个在Deitch的展览是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在寒风中瑟缩发抖的应试人群里找杰夫·昆斯的助手。“你可以非常糟糕,但还是可以出人头地;或者你也可能很棒,但却没有机会露面。”这位给昆斯画画的助手感叹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伯乐带我们上路。”


    其实每年夏天,我们周围都上演着一连串的艺术选秀。从北京、杭州到重庆,几大美术院校的学生毕业展里一半的观众是收藏家、策展人、画廊家、画商、美术馆馆长。众人谈笑风生间无不在打探谁是下一批不褪色的黑马。而一不小心,你也许还会听到某个学生早在大二、三就签了合同,连还未动笔的作品都早已有主了。没有被伯乐相中的青年怎么办呢?一个策展人朋友总会善意地递过一本英文书──学英语改变人生,至少你可以在画廊、美术馆里谋职。


    做不了黑马,就改作伯乐吧。

     

     

     

    (MU, 200909)

     

     

  • 2009-08-02

    通往虚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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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的双年展季节是空前的 冷清的。威尼斯,甚至稍后的巴塞尔,必定少赚了不少文艺游客的盘缠。原来这时的派对季节理应是堪比奥运入场式里摩肩接踵的人流。现在,VIP终于觉得自己是恰如其分的VIP了——不少艺术界要员站在威尼斯纷纷感慨道,至少这刻大家能看清作品长相而不是晃动的人头和衣饰。迟到的Jerry Saltz打趣地评述道:我到这儿的时候,这里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除了一个人,他就是上届双年展的策展人Robert Storr。


    想必大多数人还记得上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侯瀚如策划的中国馆——来自中国女艺术家的阵容至少是“政治正确”的;或者4年前由蔡国强策划的中国馆上飞不起来的山寨飞碟了。今年的中国馆有什么呢?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了。多米诺骨牌拼图?或者迷你雕塑?众人的记忆都纠缠在了本届中国馆策展人的来龙去脉和代表艺术家的删选上。一边,网络上的口水已经水漫金山,满目“为什么”、“凭什么”的问号没有答案。身在威尼斯前线的朋友在facebook上写道:“今年,某个亚洲岛屿地区以“国家馆”姿态参展,到了现场竟然冒出两个当地的馆来,一个官方的,一个民间的。教人不免想起之前有人在国内吹嘘策划了布拉格双年展。” 国内又谁会知道(或去费心考证)这个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布拉格双年展是不是那个正牌货呢?没有起飞便熄火的山寨飞碟恰恰就是我们本土艺术世界的隐喻。


    当月,读京城某本Listing bible杂志,里面的艺术文章再次写到 “飞碟”的创作者。行文 间,作者指鹿为马, 讲这对艺术家参加了3年前利物浦双年展的中国馆。可是谁听说过利物浦双年展里的国家馆制度?坊间的故事说,某策展人申请了当年利物浦双年展的外围展 (即民间展览单元),做了一个展览,名字叫《中国馆》。看到这三个字落在板砖厚的画册上,鹿估计也迷糊自己是不是鹿了。这其中到底谁忽悠了谁呢?是作者、策展人、赞助画廊还是艺术家呢?或者可以善意地相信有些事也许真的发生过。深谙艺术世界的蔡国强的个展就叫《我要相信》。几年前,Jens Hoffman和Maurizio Cattelan的加勒比双年展也全然可以借用这四个字作为副标题。一杆子艺术圈的明星要人在小岛上欢度假日成了双年展,无疑是对艺术世界的另一个隐喻。


    威尼斯里又见了策展人Bob Nickas。想起早先他递给Cattelan的错误画廊的一封辞职信:

     

    亲爱的Maurizio,又是新的一年。这个世界里新的工作职责比我们所知道的更麻烦。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所以没有必要装做永恒。久经斟酌,我决定要离开‘错误画廊’。我希望你能明白,这对我多么地不容易。我重视我们的友谊,从不怀疑。但艺术世界——虽然从来不是一个真的世界——从来 不如其中的人来的重要,因此要说道别是多么艰难。请明白,我不是从‘错误画廊’跳槽别家。我只是要宣布我的独立性……”


    从未就职于“错误画廊”的Nickas的这封虚构请辞信措辞得体、感人,借宣布策展人的独立性反讽这个始终让观众扑朔迷离的行业。如果你站在威尼斯,请不用费心考虑当代艺术的合法性,你可以花些时间想想,眼前的这件作品“凭什么”参加呢,“为什么”这个艺术家或者这个策展人会出现在这里呢?这会带你精神抖擞地走过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作品,走 通那条虚无的道路。

     

     

     

     

  • 2009-07-21

    谁是安迪·沃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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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月前,和本地一个电子艺术机构策展人开会,谈未来展览。席间,给这位策展先生递上一本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的画册。先生接过画册,翻阅片刻后,问道:这是一个韩国艺术家吧。一听便当下发窘起来,以为错把录像艺术之父、韩国艺术家白南准画册拿了出去。端详之下发觉,白纸黑字,确凿地写着:Bill Viola。不消说,随后谈话便匆匆收场──这场面就好比同一名NBA教练聊天,教练先生眨巴着眼问,迈克·乔丹是中国运动员么。


    另一则故事。沪上一年轻画廊展出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作品若干。某日,该画廊接到电话:“你好,请问安迪先生在么?”
    “抱歉,请问你找谁呢?”画廊员工很诧异,细数画廊上下,却无一人名叫安迪。
     “噢,我找安迪·沃霍尔先生。我是《某某报》的艺术记者。我想采访一下安迪·沃霍尔先生!”感情非常真挚,只是难为了画廊工作人员──这场面就好像一娱乐记者坚持要电话采访香港某张姓歌手。只可惜该明星歌手已于多年前坠楼身亡。


    听过一个画廊朋友讲故事。这位在外籍画廊司职总监的朋友时常被若干怀才不遇、自怨命运不公的年轻艺术家邀请去工作室检阅作品。每每在看完那些言之无物的油画或者充满中国标签的装置作品之后,都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等着他回答:“最近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些版本里是古根海姆美术馆)的馆长收藏了我的作品。你看看我下面应该怎么办呢?”朋友一时语塞,既然艺术金字塔顶的美术馆馆长都垂青地掏了腰包,你怎么会混得如此不堪;如果话是真的,显然你要的不是伯乐,而是一张奔往纽约的机票。


    其实,现实远比这些故事更荒诞离奇。如果你途径北京的798或者上海的莫干山路,你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见到所谓艺术专业人士给你递来名片,郑重其事地许下诺言──譬如,西方双年展策展人、著名美国大美术馆馆长、大画廊老板、学者、独立策展人,林林总总,似乎每个人都头顶光环,有道不尽的传奇故事。当你拿着这些庄重的名片时,你是否能够想象,也许这个策展人只是一个无业盲流,一个刚毕业尚未实习过的学生,或者一个闲来无聊的家庭主妇,一个经营装饰画的画店老板呢?假使你走进纽约现代美术馆,“总策展人(Chief Curator)”估计是头发花白的学究,“资深策展人(Senior Curator)”没有50岁也有40,“策展人们(Curator)”也在岗位上工作十年有余,有5、6年工作经验的能升任“助理策展人(Assistant Curator)”已经是颇为成功的案例,而活蹦乱跳、刚毕业的小毛孩怕还是草草见习生。

     

    生活里常有些司空见惯的展览广告,诸如,报章所云某著名旅法艺术家的展览。是那位作指南针的黄姓艺术家么?是将中医、鼓、桌椅融入作品的陈先生?是画花纹的林先生?还那位王先生或者杨先生?很遗憾,结果往往皆非,可能更像是一位来自火星的华侨从事当代艺术多年终于衣锦还乡,站在展厅中央和无辜的观众分享虚幻的故事和蹩脚的创作。于是,可以像见当年看到某美术馆里的黄先生或陈先生的回顾展,有多少人会心生感动──因为顿时我们的艺术世界就被拯救了。


    也许,走进这个花花绿绿的艺术世界,需要武装的不是一张visa卡、一本支票薄,而是一本艺术史指南,或者,一本艺术世界的《米其林指南》。最后,谁最近有幸见到安迪·沃霍尔先生,不妨帮我约采访一篇。

     

    (MENS UNO,0806)

     

     

     

     

  • 2009-07-21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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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1967年的宣言《作者之死》认为任何文字(或者图像)与其说是单一声音发出的固定含义,不如说是援引了其他文本而成就的一团织体。他在文章末为写道:读者的诞生是以作者之死为代价的。这大抵也可用来概括涌现于1970年代青年艺术家们的创作。一方面,70年代的社会变革、越战和水门事件带来的挫折、幻灭感笼罩着年轻一代;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符号在图像世界的运用,加之商业文化以及电视科技对传统图像的使用、制作和传播产生的影响举重若轻,触发了新一波的创作潮流。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体验是由图像掌控的,在报纸、杂志上的图片,电视、电影里的图像。”策展人Douglas Crimp在其著名的论文《图像》里写道,“图像原本是有着诠释现实的功效,但现在二者关系颠倒了。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读图不再是为了挖掘失去的现实而是探查一张图片如何成为其本身的指示结构。”读者、作者,或者,图片的创作、引用、复制传播、再创作之间的循环关系成就了70年代著名的这批以现成图像作为探究点的艺术家们。1977年在纽约艺术家空间(Artists Space)里由Douglas Crimp策划的展览《图像》成了划时代意义的一站。而此展览定义的“图像一代”也成了20世纪艺术运动最后的一次高峰。

     

    地理上说,“图像一代”发源于1970年代的洛杉矶,更精确地说是,艺术家 John Baldessari在加州艺术学院执教的“后工作室”班上。在Baldessari的班上,他鼓励学生从单一媒材的形式构成主义中解放出来,运用现成的照片创作。之后随着一批艺术家的东移,这场未来的艺术运动的震中也锁定在了纽约。Louise Lawler、Richard Prince、Sarah Charlesworth等人期望能迈出波普文化和观念主义之外的一步,而当时还是康德纳什集团艺术总监的 Barbara Kruger也加入其中。另一边,来自水牛城的一批艺术家也转战纽约,试图敲开当时年轻艺术家心中的展览圣地的大门──“艺术家空间”。这批水牛城来的艺术家包括了 Robert Longo、Cindy Sherman、Nancy Dwyer、Charles Clough、 Michael Zwack等。

     

    在《图像》展后的3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决定献上一场展览以纪念这风起云涌的70末-80初的十年。展览标题不言而喻就是《图像一代──1974至1984》。当年没有出现在Crimp《图像》展上的两名艺术家Richard Prince和Cindy Sherman都恰如其分地被请进了展览,算作是对《图像》展一个拾遗补阙的句号。

     

    而这次的展览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一名重要女画廊家的致敬──纽约Metro Pictures画廊创始人Helene Winer。1975至1980年,Winer女士是艺术家空间的总监,正是她力邀Crimp策划了影响抚远的展览《图像》。“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很少有的时机,艺术家们能够告别先前的创作,定义新的艺术。而我正好有机会展览这些新的艺术。”讲起当年,她不无感慨。

     

     

    Barbara Kruger 《无题(你不是你自己)》, 1981, 黑白摄影, 182.9 x 121.9 cm

     

     

    (MENS UNO, 0907)